中国10个地区56~69岁成年人过早死亡及其影响因素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四 )

我国女性过早死亡风险低于男性（HR=0.64 ， 95%CI：0.60~0.69），一项美国研究同样观察到了性别差异[17] ，这可能由于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男性更倾向于追求冒险和刺激，从而更易形成不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药物依赖等），且男性较女性自杀风险更高[18] ，也可能与男女性间特定遗传差异相关，女性预期寿命普遍长于男性[19] 。相对于已婚者，未婚者过早死亡风险增加（HR=1.82 ， 95%CI：1.53~2.18）。多项研究结果均发现未婚者死亡风险较高（俄罗斯：OR=3.5 ， 95%CI：2.6~4.7；伊朗：OR=1.17 ， 95%CI：1.05~1.31）[14,20] ，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婚者本身因为某些疾病而不适合结婚，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婚者更易养成不良生活习惯，且突发疾病时得不到及时救治[20] 。此外，过早死亡也与个人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关联，与本研究观察结果一致，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约1/3过早死亡由收入、就业、文化程度决定[21] ，居民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其保健水平、营养条件及健康素养也越高[21-22] 。
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多种不健康生活方式均能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吸烟是多种癌症、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的直接原因[23-25] ，本研究中随吸烟量增加，人群过早死亡风险也增加，相对于不吸烟者，日均吸烟量≥25支者过早死亡风险增加（HR=1.40 ， 95%CI：1.26~1.55）。相对于不饮酒者，适度饮酒者（饮酒量15~29g/d）过早死亡风险较低（HR=0.82 ， 95%CI：0.69~0.97），可能由于饮酒量与冠心病、癌症、过早死亡等呈“J”形关联，而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是过早死亡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出现这种“J”形关联[26-27] 。本研究发现既往饮酒者过早死亡风险最高，这是由于大多数戒酒者是因病戒酒者，基线健康状况较差，以致过早死亡风险较高[28] 。乙醇饮用过量（饮酒量≥60g/d）则会导致过早死亡风险增加（HR=1.20 ， 95%CI：1.08~1.34），这与Stringhini等[29]研究结果一致（男性HR=1.50 ， 95%CI：1.38~1.64；女性HR=1.69 ， 95%CI：1.49~1.92）。相对于低体力活动，中高体力活动人群更不易过早死亡[24,30] ，适当进行体力活动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等主要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和全死因死亡率[31-32] 。
相对于体重正常者，低体重者过早死亡风险更高（HR=1.67 ， 95%CI：1.55~1.81），超重及肥胖者则较低。这与Flegal等[33]关于BMI与死亡的Meta分析结果类似，相对于正常体重者，超重者（BMI=25.0~30.0kg/m2）者死亡风险降低（HR=0.94 ， 95%CI：0.91~0.96）。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过早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出现上述结果可能受到“肥胖悖论”的影响，即体重减轻可能是消耗类疾病（如末期肾病、恶性肿瘤等）或吸烟导致，从而导致BMI与死亡率之间的反向关联[34] 。腹型肥胖与过早死亡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被证明与死亡率增加相关[35] ，其与内脏脂肪累积、胰岛素抵抗、脂质异常、炎症等有关，更不利于生存[36] 。
我国56~69岁成年人超过80%的过早死亡由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所致。上述结果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BurdenofDisease ， GBD）死因分析中我国55~69岁人群死因结果类似（癌症39.1% ，心血管疾病37.3% ，呼吸系统疾病6.0%），而≥70岁人群死因排序为心血管疾病（49.7%）、癌症（19.5%）、呼吸系统疾病（13.7%），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癌症是我国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3] 。全球55~69岁人群死因排序为心血管疾病（35.3%）、癌症（27.2%）、呼吸系统疾病（6.8%）[3] ，说明我国与全球过早死亡疾病谱存在差异，提示我国中老年癌症的防控和诊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死因别过早死亡率约为城市居民的1.5~3.5倍，男性死因别过早死亡率约为女性的1.5~2.0倍，过早死亡死因中癌症占比最高（36.9%），且城市男性占比最高，农村女性最低，这可能与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有关，也可能是由于男性的健康意识低于女性，且农村地区癌症的筛查率和就诊率较低[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