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芳|被“豢养”的女儿，在“铁皮盒”里长大( 六 ) 余晓芳|帆帆|杨蓉|嘟嘟

江西救助站站长说她是常救对象，广州社区志愿者评价她「一句话十有八九是夸大」。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余晓芳始终保持着求助距离——平时尽量避免与他们打照面，只有需要社工帮忙买回乡的火车票或者换一床过冬的棉被时，她才会主动扣门，让他们找到她。
冬天，为了乞讨方便，余晓芳不再开着车四处走，而是把车停到地道桥下面，带着两个女儿走上街头。她铺一张棉被在街边，又盖一层在身上，以地为床。两个女孩的脸颊被冷风吹硬，红血丝藏在被尘泥包了浆的小脸下面。她们生了冻疮。
白色塑料盒放在被子前面，里面零散放着几张一元、五元的钞票，和一张收款二维码。盒子下面压着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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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乞讨，余晓芳带着孩子睡在街头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现在我要专心赚钱，攒点回家的路费。」余晓芳要求我减少跟访的次数。相处四个月之久，她不断向我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感受到我对她不够信任。
「为什么会觉得我不相信你？」我问她。
「你觉得我在外面乞讨是错的。」
2020 年底，社工何世钧在广州火车站发现了她们母女三人。
在他的救助生涯中，曾见过把婴儿从精神分裂症母亲身边送到福利院的案例。此刻，抛去职业素养，他倒希望余晓芳得个什么病，这样社工就有正当理由把孩子从她身边领走。
「她没什么可以控制的，只能通过控制孩子来控制社会。」
他们想过很多方案。比如试图寻找基金会负担帆帆就读特殊学校，或是劝说余晓芳将孩子送养。但余晓芳不断变化着流浪地点，短期救助无法对她进行长期跟踪。救助方也难以信任她——就算是基金会，也担心她们是个无底洞。况且，让孩子离开母亲，找到生父或者第二监护人，这一切就会好起来吗？没人敢做保证。
最后，社工何世钧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宾馆，带余晓芳和孩子们进去住一晚，躲避即将到来的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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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四岁的帆帆坐在街头（图片由社工提供）
2021 年 1 月，余晓芳在街头冻感冒，嘟嘟得了中耳炎，她主动找到了附近的社工，被带到最近的妇幼医院住院吊水。医院为她们安排了靠近厕所的隔间，一日三餐免费供应。
护士一遍遍把针头扎到嘟嘟黑乎乎的小脚背上。在街头长大的第一年，也是她来到世界的第一个年头。她变得不再像夏天那样见人就笑，把手伸到她眼前摇晃时，眼睛也不再好奇地追着跑。
帆帆的嘴唇裂成了四瓣。她在妈妈和妹妹的病床前垂着脑袋，眼皮耷拉着，显得没有精神。测量体温后，医生发现帆帆在发烧。她们提出帆帆需要挂号抽血才能拿药。余晓芳抬头四顾，想到周六的晚上，社工不上班。
「社工不在谁带她去挂号？谁来报销？医院挂号抽血化验都是为了骗人钱。我没有钱。」
九
「我现在不赚钱了，在干别的事情。」
五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余晓芳开车赶往北京的消息。她告诉我，她要来北京相亲了。
她与贺延庆在相亲群里认识，不止一次收到他超过一千元的红包，她断定这是个来自北京的有钱人。
这个「有钱人」满足了她很多幻想——因患小儿麻痹症身体残疾，家里人不需要四十岁的他传宗接代；他承诺跟她结婚，孩子们也会有北京户口；贺延庆的父亲前几个月刚去世，如果有一天母亲也去世，她或许还能占有一份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