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推动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 三 )

“国家卫健委此次不支持新《指南》，应该也是出于这些层面去考虑。 ”孙宁玲谈到， “美国高血压治疗和控制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水平，血压目标降低具有承受力，但中国的医疗资源有限，下调诊断标准还应该考虑社区慢性病防治压力、医保支付能力及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是否能长期负担等问题。 “很多基层地区会考核降压的控制率，下调诊断标准会大幅挤兑现有医疗资源。 ”胡大一表示。
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医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北京一共有3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一家卫生服务中心要覆盖10万人左右，平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十几个家庭医生团队。可能管理在案的患者五六万人，其中大约一半高血压患者，而且社区慢性病患者大多是老年人，同时患多种疾病。 “按照这种现状，即便依照2018年版的指南，也很难实现对高血压人群的有效管理。 ”他说。
即使是2017年美国的指南，也只是推荐130～139/80～89mmHg的非高危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并不需要都进行药物治疗。在胡大一看来，美国下调诊断标准，更多是建议患者多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日常高血压治疗中，应因人而异，不能单一只看毫米汞柱。
很多心内科和心外科诊疗指南由企业推出
“国家卫健委的发声还是很及时的。 ”胡大一说，如果真的实现标准下调，最大赢家是背后的药企和与药企勾兑的某些专家。即便他们说没有利益相关，也很难经得起查验。在制定《指南》这类重大决策时，尤其涉及修改重要标准时，一定要有第三方参与评估，这个第三方既不涉及企业利益，也不应与医生有利益相关。
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是目前国内两个占比较重的慢性病，人口基数大。在国内，一旦被诊断出来后，基本就需要常年吃药，大部分病情不可逆。
前述不愿具名的资深医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国内整体高血压治疗，基本都是由产业推出来的。 “很多心内科和心外科的指南基本都是由企业推出。近几年实行医改分级政策，就是为了切断企业与医生、医疗机构的利益通路。但仍然难以避免‘回扣’环节。 ”
沙利文研究院数据显示，在140/90mmHg的诊断标准下，抗高血压药物市场规模已经由2013年的457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885亿元，且市场规模还在增加。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由于诊断标准下调的刺激，多家抗高血压药物生产企业和血压计生产企业股价大涨。 11月14日，旗下有抗高血压药物的京新药业、华海药业、信立泰的涨幅分别达到8.26%、6.09%和5.57%；血压计概念方面，鱼跃医疗涨停，可孚医疗、乐心医疗也分别大涨14.00%和8.48% 。
“真正积极推动该标准的就是药企。 ”胡大一说。
“没想到一个标准改变，会带来资本大量涌入和股市的波动。 ”15日，孙宁玲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指出，从医学角度看，预防疾病的理念非常对，新《指南》中的很多观点她也有共鸣，但学者们不能只生活在自我空间中。
这次新《指南》推出引发不少业内讨论，在多名专家看来，其积极的一面在于，引发行业和大众对“隐形杀手”高血压的关注。不过，目前高血压标准值下调是否合适，业内暂未达成统一共识。
“认同新《指南》治疗方面的一些观点，但是在诊断标准上步子迈得太大。 ”孙宁玲表示，这样一个“一脚定乾坤”的《指南》，会涉及国家的医疗、经济、财政、保险、公共卫生建设等多个领域，要通盘考虑，才能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