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如何建“全球科创中心”：探索科创园区的高校共建

【后疫情时代如何建“全球科创中心”：探索科创园区的高校共建】危险的机遇
“在美国，新冠疫情已经引发长期性的远程办公趋势以及科创人口和企业的迁移。展望未来，有两种可能。如果新冠疫情是人类即将面临的一系列疾病大流行的开端，那么已经持续了30年的城市复兴时代将宣告终结。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次孤立事件，那么也许疾病和数字技术对城市空间和生活的重塑将相对有限。 ”
很难相信上述悲观论断来自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城市的胜利》（TriumphoftheCity）一书作者EdwardGlaeser 。但倘若结合美国科技行业今年的表现，就不难理解Glaeser对疫后城市的担忧。
2022年，美国科技金融遭遇重创。与去年相比，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已下跌约30% 。美国科创投资“股神”CathieWood操盘的创新投资基金ArkInnovationFund已损失近65%的市值。大量金融科技基金和加密货币基金破产。科创金融之惨状，堪比1990年代末互联网金融泡沫。科技金融“寒冬”掀起科技行业裁员潮。
科技行业剧烈震荡，科技人员类型和科创空间布局亦发生深刻变革。疫情前，远程办公已在科技企业中出现。相关从业人员可自由选择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甚至长期多地旅居，被称为“数字游民”（digitalnomads）。疫情暴发后，数字游民出现井喷式增长。美国境内的数字游民规模，从2019年的约730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约1090万人，增幅高达50% 。由于大量跨国远程办公的存在，数字游民的真实规模可能被严重低估。随着近期科创金融由扩张转向收缩，数字游民崛起势不可挡。科技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基于远程办公的跨区域、跨国境人才配置，借助更加灵活的劳务形式、城市之间薪资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削减的写字楼办公空间等方式，降低支出成本，并保持甚至提升工作效率。
空间上，美国科创中心热点发生位移。疫情前，科创中心热点逐渐从郊区化、工厂化、低密度的“硅谷”向以纽约“硅巷”（SiliconAlley）为代表的“高密度科创城区”和以华盛顿州贝尔维尤为代表的紧凑型“科创城镇”扩散。疫情以来，科创城镇更具吸引力。与很多“全球城市”（如巴黎、新加坡、香港等）类似，纽约在过去三年中，一度成为所在国家的疫情“重灾区” ，扰乱科创活动秩序，导致人才外流。 LinkedIn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2021年，纽约市净流出7%的科创人才，跌幅居美国之首，而美国科创人才净流入增幅最高的城市是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约25万人口）：4.6% 。数据显示，以理工强校为支撑、科研基础设施一流、生活性价比高、公共空间品质好的“大学城”最受科创人才青睐，如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和奥斯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
高校参与科创园区建设的关键模式
如果“大学城”是后疫情时代最受数字游民等科技人才青睐的科创集群空间，那么，有必要比较分析高校参与科创园区建设的三种关键模式：分区联动、功能混合、基因重组。
（一）分区联动
“分区联动”是指物理空间中相互独立且具有一定距离的校区和园区联动发展模式。该模式下，科创活动围绕“高效专业攻坚”发生。科创主体以单个或若干“大型企业”为支撑。园区空间特征包括：外部车行连接、内部步行导向、边界清晰、办公为主、商业为辅、开放空间充足等。
分区联动的典型案例是埃因霍温理工大学（TU/e）和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HighTechCampusEindhoven）的协同；两者分别位于都市区东北和西南郊区，通过城市快速路环线连接。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主要通过各类科研合作组织与园区协同开展科研活动。教师和学生能进驻园区，或在校园内直接创业。同时，园区内的中小型企业也能进驻校园。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对其校园的定位是：“我们的校区，你们的校区；科技与产业相遇之地”（ourcampus,yourcampus;wheresciencemeetsbusiness）。如此，校区与园区共享资源（设施、人才、资金等）和成果、分享不同视角和前沿观点、共担研发风险。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被称为“欧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区域”；其诞生、演化和转型都与飞利浦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