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近年来 , 胰腺癌发病机制和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 几项研究表明 , 基因突变情况影响肿瘤行为及对靶向基因突变、DNA修复缺陷、肿瘤微环境和免疫检查点的治疗的敏感性 。 目前 , 临床实践中并没有对所有PDAC患者系统地进行分子检测 , 导致能够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生物标志物被忽视 。
本研究旨在评估临床实践中使用NGS对可切除和不可切除PDAC患者进行肿瘤分子检测的可行性 。 本研究使用161基因panel成功检测了FFPE组织样本和细胞学涂片 , 支持NGS检测在临床中的应用 。 NGS检测的周转时间短至5个工作日 。
NGS具有前景 , 本研究中3个数据集检测成功率较高(可切除PDACFFPE组织 , 90%;可切除PDAC细胞学涂片 , 84%;不可切除PDAC细胞学涂片 , 100%) , 两种样本间的一致性较高(FFPE组织与细胞学涂片一致性88%) , 变异检出率较高 , 除1例样本外 , 所有检测样本均检出至少1个具有临床意义的基因变异 。
值得注意的是 , 14%的可切除PDAC患者存在HR通路基因变异 , 且与相应治疗组的中位DSS相比 , DSS显著改善 。 我们不仅观察到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 , 还有ATM和NBN突变 。 几项临床试验表明 , DNA损伤药物和PARP抑制剂在HR缺陷型PDAC中疗效较好 。 因此 , 2019年 , NCCN指南推荐所有PDAC患者行胚系突变检测 ,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AC患者行肿瘤基因检测 。 由于PDAC中发现的体细胞突变比例高于胚系突变 , 将HR相关基因突变状态评估扩展到体细胞水平 , 可以识别更多能从靶向治疗方案中获益的患者 。
本研究中13%的可切除PDAC患者NGS检出CNV , 其中MYC和ERBB2频率较高 。 尽管PDAC患者中扩增发生率较低 , 但这些变异可能与靶向治疗有关 。 特别是 , ERBB2靶向治疗方案在ERBB2阳性乳腺癌和胃癌中显示出疗效 , 新的数据表明了其在多种癌种中的疗效 , 包括胰腺癌 。 有趣的是 , 2例可切除PDAC患者检出FGFR1和FGFR4扩增 , 目前有临床研究正在评估FGFR抑制剂在不同癌种中的疗效 。
此外 , 本研究表明 , H&E染色的细胞学涂片为PDAC患者全面分子检测提供了较好DNA来源 , 表明了不适宜手术切除的患者进行分子检测的可能性 。 本研究中 , 不可切除PDAC的突变特征与可切除PDAC类似:两个队列中KRAS、TP53、CDKN2A和SMAD4突变发生率相似 。 此外 , 我们发现3/20例(15%)患者存在可治疗变异:KRASp.G12C突变、ERBB2错义突变和BRCA2无义突变 。 目前 , 针对这些变异有可及的靶向治疗方案 , 提示不可切除PDAC患者细胞学样本分子检测结果可用于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 。
尽管如此 , 胰腺癌存在高度肿瘤内异质性 , 不同的肿瘤亚克隆可能具有不同的分子特征 。 5例患者组织和细胞学样本分子检测结果不一致 。 4例患者仅手术组织样本检出低丰度突变 , 1例患者仅细胞学样本检出低丰度TP53突变 。 这些差异不太可能是由于NGS检测下限(丰度>5%)所致 , 因为所有不一致的样本肿瘤细胞占比都大于20% 。 分子检测结果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PDAC肿瘤内异质性所致:细胞学样本中的肿瘤细胞数量较少 , 代表的肿瘤克隆可能与更具代表性的手术样本不同 。
值得注意的是 , 有患者由于DNA质量和数量不足 , 无法进行分子检测:福尔马林固定时间过长会影响FFPE样本DNA质量 , 应当避免 。 在队列1中的4例患者 , 相应的细胞学样本足以进行NGS检测 , 但组织学样本检测失败 。
几项研究比较了细针穿刺抽吸(FNA)与细针穿刺活检的性能 , 结果相互矛盾 。 在我院 , EUS-FNA随后ROSE是常规进行的 , 因为能够实时检查用于诊断和后续检测的样本是否充足 , 减少了非诊断程序 。 此外 , FNA样本肿瘤含量通常高于细针穿刺活检 , 细针活检样本中基质和非肿瘤成分会稀释肿瘤比例 。 最后 , 乙醇固定可以保持DNA完整性 , 优于福尔马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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