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世光|138个植物人在此告别人世( 三 ) 于世光|肖凤|于莲|相久大

温静记得，那时中心有10名护士，对小梅这个唯一的病人，“真是把她当我们的亲人一样去照顾” 。洗完脸，护士们给她擦自己的护肤品；洗完头发，用自己的吹风机给她吹干。休息的时候她们经常不回护士站，就搬个凳子坐在小梅床头看着她。休完假回到中心，会到小梅床头问问：“好几天没见了，想我们了吗？”
小梅到中心的第二年，大家给她过了生日。相久大买了蛋糕，蜡烛的暖光照着床上沉睡般的女人，她始终没瘦，皮肤白净。护士们帮她吹灭了蜡烛。苏倩记得，她看到小梅“流泪了” 。尽管医学知识告诉她这只是泪腺分泌，不意味着什么，苏倩还是一阵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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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外景。
刘芳是位有些特殊的护工，她最初是以病人家属的身份来到中心的。
和丈夫一起在外打工、供两个孩子上学时，刘芳完全预料不到，才40多岁的丈夫会突然倒下去。
给丈夫做开颅手术花了20多万，其中10多万是借的。丈夫再没清醒过，“家里就塌了” 。
中心一个月的收费是7500元。刘芳的女儿找到相久大，说明了家里的情况，相久大让刘芳丈夫免费住进中心。“多养一个也是养”，相久大说，“本来这事我也没当成生意做” 。
“不见他心里不好过，睡觉也能老梦见他，老是不放心”，短暂返乡后，刘芳回到中心，一边当护工补贴家用，一边陪伴丈夫，“看着他，心情能平静一点” 。
一有空闲，刘芳就给丈夫擦洗、按摩，她想给丈夫喂点果汁，挤了橘子汁、葡萄汁，丈夫咽不下去，“一吃就呛，咳半天” 。
那时中心在密云山上，特别难受的时候，刘芳就跑到山沟里去哭，“哭一会儿好些了，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 。那些难以言传的痛苦、孤独和委屈，都诉给了山风。
填空白
“能不能给他用点药”？一次，一位病人家属问相久大。
“用点药”指的并不是治疗，而是对病人实施所谓的“安乐死” 。
相久大拒绝了。于法、于理、于情，这都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但他也不责备家属。这样看似骇人的要求背后，折射的是植物人照护的整体困境。
相久大50出头，头发已经花白了近半，和7年前决定辞职创业时的满头青丝判若两人。他语速很快，快到有时会把字眼吃掉，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推着他拼命向前赶。
原本他的人生，不必这么费力。
相久大生长在北京密云，父亲是医生，他便顺理成章地学了医。少年时正赶上遍地音乐和诗歌的时节，未来的医生喜欢上了弹吉他。
毕业进入密云某医院，相久大先在普通外科任职，后来转到神经外科。在医院，他是业务骨干，主刀大部分手术；工作之余，他和朋友组过乐团，组织过“密云音乐节”，“图一乐” 。
稳定安乐的生活终止在2014年。这一年，相久大决定辞职，创办植物人托养机构。
这个念头是在长久的发酵后萌芽的。大学时他参加辩论赛培训，有道辩题是关于安乐死的，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了解到面对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挣扎的个人，医学最终的无能为力。
在神经外科做医生后，相久大时常会看到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植物状态的病人，包括他的朋友，“没处可去” 。扶助植物人照护的观念和制度都是空白，医院不愿接收，残联也没有将植物人认定为残疾人，民政也不认为植物人属于救助对象。在当下的医疗、养老、慈善等社会体系中，植物人似乎都难以找到位置。
“这个群体没有专门机构去收治，（如果）咱家出现这样一个人，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你在家养着（植物人），那你就别工作了”，很多植物人身后，都有一个在经济、精力和情感上被拽入深渊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