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术后肺转移复发,如何选择最佳治疗?

肝癌术后肺转移复发,如何选择最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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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因为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 肝细胞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很高 。 肝细胞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 。 因为预后不良 , 肝癌也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
目前针对肝癌的治疗方法有:手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消融治疗、放疗、多靶点抗血管靶向药物治疗、免疫治疗 。 然而 , 对于泛起转移的晚期肝癌患者 , 这些治疗措施对他们的生存改善很有限 。
据统计 , 肝癌远处转移的患者预后很差 , 骨转移、远处淋巴转移、肺转移、脑转移的一年期总生存率分别为15%、13.7%、10%和5.9% 。 肺部是原发性肝癌最常见的转移器官 , 占肝外转移的39.5%-53.8% 。
跟着组合疗法在肿瘤治疗领域的不断突破 , 在肝癌的治疗过程中 , 也尝试将多种治疗措施适当安排和组合 , 从而控制肿瘤 , 获得较长的生存期 。 那么 , 对于泛起远处脏器转移的肝癌患者 , 组合疗法的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下文的案例 。
上腹部剧痛发现了大病灶 , 经手术切除
2018年3月12日 , 一名45岁的男性因上腹痛而入院 。 患者有慢性乙型肝炎 , 没有接受正规的治疗 。 入院时 , 血常规检查肝功指标略有升高 , 特别是甲胎蛋白AFP高得离谱 , 达到了77180ng/mL 。
患者曾在另一家病院经上腹部核磁检查提示肝左叶有多发病变 , 考虑是原发性肝细胞癌 , 胆总管轻度扩张 。 胸部CT检查显示右中下肺叶和左肺有纤维增生灶 , 双肺下叶有小结节 。
患者入院后又进行了肝胆B超检查 , 提示有个10厘米×7.8厘米的占位病变 , 同时有静脉血栓 。 综合血液和影像学检查 , 患者被诊断为IIIa期肝癌 , 按照临床指南的建议 , 并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愿 , 对病灶进行了手术切除 。
手术一个月后 , 肝功能相关指标恢复了正常 , 甲胎蛋白数值也开始下降 。 尽管肝胆超声和上腹部核磁提示残留的肝部没有异常 , 但是因为门静脉瘤栓的形成 , 后面的随访中 , 经CT检查发现有多发的肺部结节 , 考虑已经泛起了肺转移 。
患者术前进行胸部CT检查 , 已经发现肺部结节 , 这种情况进行手术是存疑的 , 但根据患者肝部病灶的情况 , 手术切除应该是最优选择 。
肝癌术后肺转移复发,如何选择最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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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整体治疗期间甲胎蛋白AFP的数值变化
肝癌肺外转移 , 多次换药终获缓解
因为患者肺部泛起转移 , 医生根据指南综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方案 。 患者每三周接受两个基于FOLFOX的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 , 此外口服抗血管天生靶向药物阿帕替尼 。 然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 患者肺转移灶变大 , 开始咳嗽 , 甲胎蛋白的数值也开始增加 。
医生将第三、第四次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和化疗方案改为奥沙利铂联合替加氟 , 同时继承使用阿帕替尼 。 但是治疗两个月后 , 甲胎蛋白数值仍旧持续升高 , 同时咳嗽的症状进一步恶化 。
于是 , 医生又将治疗方案改为经皮肝动脉造影和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 , 联合洛铂、表柔比星、氟尿嘧啶、三氧化二砷 , 但是甲胎蛋白仍旧继承升高 , 保持在85100ng/ml 。
2018年9月1日 , 在使用两个疗程的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后 , 患者的甲胎蛋白数值终于开始下降 。 后面继承使用国产的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 , 治疗了五个周期后 , 甲胎蛋白数值持续下降 , 并且保持在较低的水平(3.92ng/mL) 。 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胸部转移瘤的数目显著低于以前 , 总体评估为部门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