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高血压实践指南制订者之一李勇:没有哪个机构说了算的说法( 四 )


但这样的病人有多少?如果我们把高血压标准从140/90mmHg降到130/80mmHg , 虽然增加了2亿多的患者 , 但是其中大约只有20%的病人需要接受降压药治疗 。 对绝大多数血压达到130-139/80-89mmHg的患者 , 首选的干预方式是改善生活方式 , 包括低盐饮食、增加体育锻炼、控制体重、保证足够睡眠、避免情绪波动和戒烟等 , 大多数患者的血压会有相当幅度的降低 。 如果在3-6个月之后 , 病人血压还是持续在130/80mmHg之上 , 医生应该与患者进行充分的交流 , 告知其血压升高的危害 , 以及接受有效的降压药物治疗可能带来的利弊 , 在尊重患者意愿的前提下 , 决定是否启动降压药物治疗 。
实际上 , 对血压达到130-139/80-89mmHg合并靶器官损害或已经存在临床合并症的患者 , 2018年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也是同样地推荐了启动降压药物治疗 , 与《2022年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的推荐是一致的 。
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从达到或超过140/90mmHg下调到达到或超过130/80mmHg以后 , 能让社会公众对高血压有更多的警惕 , 更加关注自己的血压水平 , 了解血压增高对自己身体的危害 。 同时也给血压达到130-139/80-89mmHg的人们更多的选择 , 让他们在去看医生的时候 , 能够从医生那里的得到及早的诊断 , 并获得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的选择权利 。
澎湃科技:公众可能会担心 , 高血压标准下降后 , 自己忽然就变成了高血压患者 。
李勇:从高血压的临床诊疗历史沿革上来讲 , 70年多年前 , 医学权威对高血压的认知是 , 随着年龄的增加 , 血压增高是一种正常的代偿反应 。 如果扼杀这种正常的身体代偿反应 , 可能带来更加不利的后果 。 因此当时对于70岁以上老年人的高血压 , 并不采取治疗措施 。 举几个典型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均死于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 。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因为高血压而脑中风 。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 , 美国的“弗明翰”(Framingham)研究显示 , 高血压直接与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相关 。 随后2项在美国退伍军人中进行的研究发现 , 基线舒张压超过95mmHg的患者接受降压治疗 , 可显著降低心肌梗死、脑卒中以及全因死亡 。
80年代 , 瑞典、英国进行了一系列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的治疗 , 发现只要收缩压降下来 , 就能得到好处 , 尤其是脑卒中的风险大幅降低 。 在中国 , 刘力生教授领导的Syst-China研究和已故的龚兰生教授领导的STONE研究一致显示出中国老年高血压患者接受降压药物治疗 , 能够显著降低脑卒中及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 在此之前 , 研究只针对舒张压 。 舒张压超过110mmHg诊断高血压 , 随后舒张压的标准降到105mmHg , 又降到95mmHg 。 后来研究又发现收缩压更重要 , 诊断标准也经历了160mmHg到140mmHg的过程 。 1998年HOT研究发表之后 , 国际上高血压诊断标准界值定为达到或超过140/90mmHg , 并一直延续至今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 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 , 严谨设计并严格实施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获得了强化降压治疗带来临床获益的证据之后 , 高血压的标准是逐步调下来的 , 不是一成不变的 。 因为有了高质量的研究数据 , 说明血压降得低一些能够带来更大的好处 , 高血压的标准才降下来 。
近30年来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中国社会公众对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 , 中国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 我们有了多个大队列前瞻性随访的临床数据 , 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还有中国人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强化降压治疗后的临床心血管转归结局改善的结果 。 我们才可能有信心说 , 中国的高血压患者可以并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