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预期寿命指标体系构建( 二 )

（2）HLE政策目标值缺失使各方缺乏相关承诺和行动力。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人均HLE被列为“健康水平”指标，但并未给出2022-2030年的具体目标值。原因在于，中国并没有官方计算和公布过中国人口的HLE 。全球疾病负担（GlobalBurdenofDisease ， GBD）数据类别复杂，主观性强，很难用于常规监测。建立中国HLE体系，将有效引导提升各方行动意愿，促进人民健康。
（3）HLE与“健康中国2030”远景目标的核心高度一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实现主动健康。近年来国内外HLE研究强调行为数据为特征的现代健康大数据的挖掘，尤其是积极行为方式对健康的影响。这和“健康中国2030”倡导的主动健康的理念和行动、健康生活方式高度契合，将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3.
健康定义和HLE指标体系：
一个国家一年只能计算一个LE ，但可以计算多个不同的HLE ，每一种HLE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测量健康（如没有残疾的HLE、生命质量好的HLE）。因此，建立HLE指标体系，不仅可以让不同国家的HLE能够进行国际对比，也有助于开展符合自己国情的研究。根据不同健康定义，建立HLE体系的概念框架，形成不同的健康测量维度，对每个维度赋予可测量的指标和工具，即构成HLE指标体系。
根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WHO定义的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还要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都处于良好状态，概念中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3个维度。然而， WHO健康定义未能体现环境健康和行为健康两个重要维度。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健康（OneHealth）理念指导下，环境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此外，健康中国建设，主动健康和积极健康行为生活方式是关键点。行为健康体现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减少疾病发生的大健康观[5,20] 。此外，健康状态是动态转化的，并非静止的；是受复杂系统因素影响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不仅包括身体功能、心理（包括认知功能）状态，也包括社会适应、活动、参与等。这些都是健康的重要维度，也是在构建HLE体系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4.
HLE多维指标体系的概念框架：
基于上述讨论分析，我们提出了一套HLE指标体系（图1）。体系包括5个主要健康维度：身体、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强调主动健康：行为健康、积极生活方式）、社会（含社会适应）和环境，同时包括4个方面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失能指数”（disabilityindex ， DI）[21] ，为国内外开展HLE研究和测算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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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个健康维度中，社会健康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维度，目前未见到统一的量化评价方法。社会功能、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的量化评定可作为特定情况下社会健康的近似替代测量和进一步开发综合性社会健康评价工具的参考。典型的例子包括社会功能问卷（socialfunctioningquestionnaire）[22]；与社会资本相关的量表有个人社会资本量表（personalsocialcapitalscale）和相关问卷等[23-24]；社会支持测量包括国外开发的社会支持问卷（socialsupportquestionnaire）[25]、我国学者开发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supportratescale）[26]等。
环境健康的评价是近年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大量的研究说明环境因素，如温度、大气污染物（如PM2.5）、绿化、交通污染、噪声等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几十年来WHO也一直致力发展和验证一个复合指标“环境健康指数”（environmentalhealthindex），包括理论框架和方法学流程，用于环境健康的综合测量[27-28]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指标体系的建设，来引导更多的实证研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健康评价工具，完善HLE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