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预期寿命指标体系构建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引用本文：彭雯,黄匡时,陈心广,孙晓敏,贺丹,曾毅,乔晓春,王友发.中国健康预期寿命指标体系构建[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3,44(1):74-80.
作者：彭雯,黄匡时,陈心广,孙晓敏,贺丹,曾毅,乔晓春,王友发
摘要

文章图片
前言
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lifeexpectancy ， HLE）是考虑了健康生活年份之后的预期寿命（lifeexpectancy ， LE），同时反映生命的数量和质量。 LE是根据年龄别死亡率计算的，虽然能够反映寿命长短，却没有考虑健康因素，即生命的质量；且LE受婴幼儿死亡率影响较大，对老年人死亡率不敏感。 HLE提出的背景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婴幼儿死亡大幅度下降且逐步保持稳定，疾病谱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转变，使得老年人带病生存时间不断延长。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使得老年人健康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需要在LE的基础上，提出能够更敏感地反映老年死亡率和老年健康状况的新指标[1] 。 1997年WHO开始使用HLE的概念，也曾指出单纯寿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2] 。
【中国健康预期寿命指标体系构建】一些发达国家1970年就开始研究HLE 。从2000年起， WHO同时使用了LE和HLE来评估全球13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健康水平。 HLE是根据健康的定义，在死亡生命表的基础上计算包括健康状况的LE 。由于还没有建立符合国情的HLE指标体系，我国政府只发布了中国人口的LE ，还未发布HLE 。因此，中国HLE指标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国际HLE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HLE指标体系分为死亡和健康两个方面。死亡指标概念清晰、测量容易。健康指标在WHO框架下有两个分类标准，一是19世纪开始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 ， ICD）[3] ， 2022年已使用ICD-11；另一个是2001年被普遍认可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the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functioning ， disabilityandhealth ， ICF）[4] 。从ICD到ICF ，健康从单纯的卫生健康领域拓展到了社会领域，构成了一个多阶段、从健康→疾病→残疾→功能受限→失能→死亡的递进指标体系。从健康状态转移的角度看，死亡不可逆转，其他健康状态均可能相互转化[5] 。

文章图片
目前国际上发表的一些常用的HLE指标见表1 ，包括沙利文以活动限制定义的指标[6]、华盛顿残疾统计团队以残疾定义的指标[7]、Euro-Reves以活动受限定义的整体活动限制指数[8]（globalactivitylimitationindicator ， GALI）、欧盟以反映生命质量定义的欧盟五维健康测量量表[9]（EuroQol-5Dimension ， EQ-5D）、自评健康为基础定义的指标[10-12]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yofdailyliving ， ADL）定义[13]等。每种指标虽然强调的健康维度不一样，但是也有明显的重复，比如评价生命质量的EQ-5D（包含5个维度的内容）和自评健康。这些指标虽然在文献和报道中经常使用，有些也已经被WHO接受，但所有指标都不包含主动健康的内容，比如坚持锻炼、合理营养、充分睡眠等。
2.
建立中国HLE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迫切需要构建符合国际标准和适合国情的HLE指标体系。这一判断基于以下3点主要原因。
（1）随着经济发展和医学科学进步， LE不断提高，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负担持续加重。 2021年我国人口平均LE为78.2岁[16] ，同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占总人口14.2% ，预计2050年该比例将达到30%[17] 。中国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从1990年的72%增加到2019年的近90%[18] ，高于全球71%的平均水平[19] 。我国很早就开展了LE研究，可是HLE研究相对滞后。因此，迫切需要推进HLE研究来弥补LE的不足，通过HLE更加准确地反映在新时期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