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果被误诊为精神病，拿什么自证正常？( 六 ) 卡哈兰|人们|正常人|戴维·罗森

到了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领域的几乎每一位终身教授都要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而大部分教科书是他们撰写的。
精神病学家艾伦·弗朗西丝对我说，似乎一夜之间，精神分析师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世俗的权力。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权力” 。人们不再去求助牧师或父母，而是会掏钱请精神分析师为自己分析诊治。现在“心灵医生”想发掘你的“家庭关系、文化传统、工作模式、性别关系、育儿和性欲情况” 。精神病院住院部里的重病患者没有痊愈的治疗选择，所以精神病医生特别高兴能离开那里，再次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提供有利可图的谈话治疗方法（一周5天），帮助所谓的“焦虑但健康的”人，现代生活压力让这些人神经紧张。精神分析师会精心挑选病人，他们大部分选择的都是病情不太严重的有钱的白人，所以最需要帮助的人反倒被抛在了一边。
美国人兴奋不已，欣然接受治疗师是“空白屏幕”以及精神状况可以被改善的观点。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的精神分析法突然之间在女性杂志、广告中（弗洛伊德的侄子爱德华·伯奈斯被称为“公共关系之父”）变得十分普及，甚至美国中情局也开始争抢精神分析师。本杰明·斯波克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撰写的《婴幼儿保健常识》（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是美国第二大畅销书，仅次于《圣经》。同一时期出版的鸿篇巨著还有诺曼·O.布朗的《生死对抗：精神分析的历史意义》（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 Meaning of History），它主要通过弗洛伊德关于自由和压抑之间的冲突对精神分析的历史进行了重构。好莱坞也会重金聘用精神分析师帮助搭建电影场景。保险公司会支付数月的谈话治疗费，报销费用相当于其他重要医疗手段花费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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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六、精神病学家不知如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不管有多少人成为精神分析师，他们都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截至1970年，尽管有大量医生进入了这一领域，精神分析师还是供不应求。精神分析师与以前的病人监护者不同，他们承诺聆听病人的心声。最重要的是，病人在这种医患关系中看到了明确性与意义。精神分析师不会马上把病人归入某一类疾病，而是将每一个病人当作具有独特心理痛苦体验的个体。他们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焦虑、多么复杂，比如性欲的复杂性、童年对成年生活的主要影响、无意识如何通过行为与我们自己对话等。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通过“病人和医师之间的对话交流” ，你就能发现、理解甚至治好自己体内的疾病。弗洛伊德在1920年曾这样写道：“语言本身就很神奇，甚至在今天依然还保持着古老而神奇的魔力，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语言在精神疗法中的作用。 ”
这种疗法也有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医生会巧妙地把责任推给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甚至是病人的母亲。（据说，这两种母亲都是造成孩子患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的诱因。）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精神分析师” 。 1967年，他在《空虚的城堡》（The Empty Fortress）一书中把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孤独症患者的家庭结构比作集中营。这是一个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观点，因为贝特尔海姆自己就曾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关押过2年。恢复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与家庭彻底断绝关系。